复旦经济论坛420期：中国古代货币--政治经济与历史文化

复旦经济论坛420期：中国古代货币——政治经济与历史文化

主讲人：周卫荣 

主持人：韦森

评论：钟祥财

2021年10月25日，bwin必赢邀请到了中国钱币博物馆馆长周卫荣先生，在泛海楼分享了他关于中国古代货币史的研究。本次讲座由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所长韦森教授主持，上海社科院经济所钟祥财教授评论，经院的学生以及其他院系的学生聆听了讲座。

本次讲座，周馆长运用丰富的考古学资料，全面呈现出古代中国的货币历史，对中国历史上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货币现象提出了全新的、颇具说服力的解读。就货币的起源，周馆长提出一个核心的观点，即货币源于宝物和礼品；而“货币”源于贝币说，则不符合当时的社会情况，更与考古出土实际相悖。由此，他提出了一系列较为新颖的看法。

周馆长对长时段的古代中国货币进行了概述，并总结出如下特征：中国货币是世界上最早的货币之一；中国古代以铜质货币和浇铸工艺为特色，源于青铜时代青铜文化。

对中国各个阶段货币历史的内涵与特点，周馆长从从诸多方面进行了阐释：

就中国货币的起源与整体概况来看，相较于颇为流行的“贝币货币说”，周馆长认为这种看法是简单的将古代的“币”与现代的“货币”对应起来，没有考虑当时社会的具体背景。在早期社会人们的观念中，海贝的宝物，是一种“祭品（礼品）”和饰品，基于母系社会生殖崇拜（女阴崇拜）等原始宗教理念，源于人们敬畏生命等原始情感。同样，铜仿贝（图1）也不是贝币的更高钱币形式，铜仿贝同样是在宗教观念逻辑下的广义的饰品和“礼品”，具有神圣性，而不是为了交易而铸造。除了铜仿贝，还有银仿贝、金仿贝出土，早期中国社会是农耕文明，很难将金贝、银贝看作是为交易而生的货币。假如“贝币货币说”成立，许多方面与货币经济相悖。因为钱币作为经济用途需要考虑成本，而作为礼品、祭品、饰品的贝币及各色仿贝则不需要，所以，将它们认作货币与现实需要相悖，逻辑上难以成立。这一假说有诸多的考古资料作证，比如，铜仿贝出土的场合并不是作为钱币交易发生的，而是与玉、骨、琥珀、绿松石等，更像是饰品、礼品的物品一起出土，与钱币难以挂钩。

再比如下面左图2是贵族墓葬棺椁间的荒帷也主要饰以海贝，右图3马络头也是饰以海贝，周馆长在这里提出非常有趣的问题，（大意是）“难道在这种神圣场合，大量的串起来的海贝是作为钱币使用的吗？”确实，“祭品（礼品）”、饰品说更合理，在当时的大背景下，这些海贝现象似乎要在生殖崇拜、敬畏生命的意义上阐释，而不是钱币。

就中国货币历史上的阶段性特征来看，周馆长提出几个重要观点：第一，不存在一个特定的以海贝为货币的历史时期。二，最早的金属货币是青铜称量货币（如下图4）。就早期的货币形态，周馆长提到先秦货币的四个体系：布币、刀币、蚁鼻钱与圜钱，分别在不同地域使用。由于地域文化与时间上的关系，蚁鼻钱与铜仿贝不存在渊源关系，不要把蚁鼻钱称作铜贝。由称量货币过渡到最早的铸形货币，就是铲形货币——钱，后世称“空首布”（图5）。

到了秦汉时期，最典型的钱币现象就是汉武帝铸的五铢钱，这种钱币一直流通到隋朝，参考下图：

就中国古代货币从汉代到隋代的发展演变来看，周馆长对中国货币史的阐释，提出的第二个颇具颠覆性的观点是：中国货币历史上的剪切钱、剪边钱、綖环钱、鹅眼钱、鸡眼钱等金属货币的减重现象，系社会变革或动荡时期，货币流动性严重不足的现象，并不是统治者肆意妄为，通货膨胀的技俩；应小心过分夸大统治者的能力，这种币值缩减现象，需要从金属货币，资源短缺的背景出发解读。一旦社会运行恢复正常，就不再减重了。

秦汉时期的半两、五铢钱均以重量为名称，是其源于称量货币的佐证，这里不存在统治者故意的操弄。另外，秦汉时期半两钱、五铢钱更适合于作为农耕社会的实际需求，而金银则不适用于这一交易有限的社会环境。这些都表明货币起源于现实需求，并不存在统治者可以凌驾于上的货币秩序。

唐代，开元通宝标志着中国钱币走向规范化的新的阶段。钱币进一步符号化(完全脱离了称量货币)，也进一步标准化、规范化，如图8；钱币单位由原来的重量单位两、铢，转变成新的单位“钱”。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唐代的海上与陆路丝路贸易发达，国际贸易常常以白银货币结算。白银的流通在中国货币历史上也有一些有趣的现象，反映在早期白银货币银铤的铸造形态上，如下图9，唐代的船形银锭。这一形态体现出贸易场合人们的理性与智慧，这一形态能直观地展现银铤的成色是“货真价实”，非常有利于人们判断银铤的真伪与纯度。

宋代是中国古代钱币的巅峰，表现在高达60亿的铸钱量（宋神宗时），科学合理的合金配比（Cu 67%, Pb 25%, Sn 8%）。但尽管如此，宋代也闹钱荒，留下来的现象之一亦是剪切钱（如下图10），皆系金属货币时代容易发生的钱币供给不足问题的表现。就这一点周馆长的观点区别于学术界的一些看法：即将剪钱、铸大钱等钱币减损现象与统治者剥削联系起来。另外，宋代在四川首先产生了纸币--交子，主要是源于铁钱流动性过剩，极度贬值，携带不便。

中国古代货币发展到元明清，周馆长称其为古代钱币的衰落阶段，并总结出几点主要的原因是：矿冶不兴，原料不足，战争破坏；纸币、白银流通及机制币引人造成的冲击等。

此外，周馆长还介绍了黄金、白银在中国货币历史上的使用、发展以及体现出来的特征与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唐朝的开放包容与贸易发展、大航海开启与明代的巨量白银储备以及“一条鞭法”与白银货币化之关联，等等，一部有趣的、生动的货币历史图景展现在大家眼前。

周馆长的上述阐释都与他方法论上的科学性分不开，强调一切货币问题都不是孤立的，都要回归时代背景下解读，在社会大背景下阐释：如古代社会“货”与“币”的内涵也与现代意义上的货币概念有很大区别，需要谨慎关联。就前述货币史的考察，周馆长还总结出了颇具启发性的结论，反思货币史跟文明史同步的观点，认为只有在社会发展到了经济活动需要货币的时候，货币才会酝酿而生，而不是统治者设计出来的秩序。

除了以上历史阶段特征的阐释，周馆长还特别论述了货币历史演进的关键因素在于文化、经济、资源等，采用什么样的货币，文化因素是首要的。周馆长认为青铜文化在中国货币发展历史中影响深远。青铜文化内涵的是农耕文明、礼仪文化以及王权意识形态，青铜范铸技术发展到后来，被铸钱业传承并孕育发明了先进的翻砂工艺，成为世界制造业的支撑技术，代表着古代中国科技发展的水平。历史研究、货币研究也应该在更好地理解中国文明的发展中树立民族自信、文化自信。

周馆长分享结束后，钟祥财教授评论环节也颇为精彩，对周馆长的主要观点进行了评析。

钟教授特别注意到中国货币历史发展中的一个显著结论：货币是自发秩序。实际上，由于社会科学研究注重社会规则、机制的抽象，这就使得一些学者都倾向于在一种建构的框架中思考问题，而忽视了对实际历史的考察，失去科学性。因而，建构秩序的情结不利于学术，还是应该注重事实，所以周老师货币起源的考察非常受启发。具体而言，钟教授又从以下四个方面谈了周馆长讲座给我们的启发，概述如下：

第一，既有的贝币说需要商榷。周教授礼品观有说服力，但也不否认珍贵的“礼品”演变到后面成为货币也是可能的；

第二，就周馆长分享的古代的剪切钱、铸大钱现象，以及提出的如下解释：货币减值可能是动乱时代货币的减值，或许确实不是统治者任性的结果，钟教授以为周教授解释可信；

第三，周馆长的技术分析很有启发。这一历史的、考古学分析将其放在文化框架中，使其更加可信。由此，货币史研究切不可简化概念，抛开历史情境。

此外，钟教授还提到周馆长的货币史研究的基本结论似乎与有关江南市场的研究得出的观点颇为不同，特别在对传统中国市场经济性质的判定上，似有分歧。由于经济史与思想史视角不同，可能判断不同。发达的江南自由市场经济这一判断是否过于乐观？值得思考。钟教授认为西方货币发展阶段论不适合中国，使用纸币并不代表地域经济先进。根据周馆长的考古资料与历史情境分析，以往一些说法根本不符合中国实际：不发达的古代经济体怎么会有更先进的中国纸币理论？周老师提供了一种颇具说服力的解释，也符合制度自然演进的精神，还更具科学性。

第四，就铸币技术问题，钟教授认同周教授，认为翻砂代表现代工业的起源，确实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钟教授提到，最近网上有一段视频，介绍美国波音公司的飞机制造，最核心的发动机涡轮仍然需要翻砂技术，说明中国历史上的技术创新功不可没。联系到宋朝纸币在全国推广后，屡屡发生通货膨胀的弊端，使我们想起哈耶克的告诫，哈耶克认为现代经济的波动与危机都和政府自负的货币政策有关，根本出路还是要恢复金本位和自由铸造。这启发我们思考这样的问题：社会经济是在科技进步的基础上发展的，在改善自身状况的进程中，人类究竟能不能，或在多大程度上管理好自己，还是最终要有另外一种力量来约束自己？

最后，韦森老师简要做了最后总结与评论，感谢周馆长在短短的两个小时就将一门课的干货梳理出来，生动地呈现出中国古代货币的概貌。遗憾时间太短，周馆长的精彩分享以及两位货币史专家的精彩评论都让人意犹未尽。

整理人：苏映雪

2021年10月27日